一、我们真正认识食品安全吗？
       食品安全最早的定义为food security。Security在英语中虽然为“安全”的意思，但更有“保证、担保、安全感”的含义，food security 用于政府所担心的食品足量供给，多是粮食不够，百姓吃不饱的时候，实质是“量”的问题，比如非洲很多国家，它的食品安全就是food security；当劳动生产率提高，食物有盈余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这时的食品安全便转为food safety。safety也是“安全”，但更偏向于“安全性、无害、无危险”的意思，实质是“质”的问题。Food safety 是目前国际间和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定义。食品安全问题的演变体现的是“量”的安全到“质”的安全的转换。

纵观国内的食品安全事件，中国食品安全无非逃不出三点：滥用食品添加剂、非食用化学物质的违法添加、农残药残。百姓的关注点以及政府的着力点在这三个方面。那笔者不禁要问：被媒体严重地称之为“灭种”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不值得关注吗？如果前面提到的三点被称之为food safety的话，那么转基因食品安全到底属于food safety还是food security呢？转基因食品安全涉及的是食品加工原料为转基因作物。但为什么要从国外进口转基因的玉米和大豆，根本原因不就是国内的产量满足不了需求呀。所以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不单单是“质”的安全，也要关注“量”的安全。

另一个问题就是食品安全定义模糊，典型的就是“地沟油”。有没有研究食品安全的专家或者政府监管部门给“地沟油”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呢？顾名思义，“地沟油”从地沟里掏出来以后加工过的油就是“地沟油”。利用餐饮垃圾加工的油也是地沟油，那利用牲畜（活的或病死的）脂肪、内脏加工的油脂是不是地沟油？加工烤鸡烤鸭过程的产生的油再加工算不算地沟油？所以前段时间卫生部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沟油的快速检测方法，很长时间不得其法。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“地沟油”来源渠道多元化，加工手段不尽相同，所以用“一点”来解决“全面”的思维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
此外，还有食品安全问题认识的无知化和盲目化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散布类似“西瓜里注射色素”之类的小道消息借以煽动“愤怒的群众”和“敏感的媒体”，以至于好像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满天飞，大有生活在一种不和谐的氛围之中，导致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有时候存在误判、放大的趋势，一旦形成一种社会舆论，对政府造成很大的信任危机。

二、我们挖掘食品安全背后的经济学现象吗？

1、“三农”问题。今年媒体流行一句话“菜贱伤农，菜贵伤民”。超市里几块钱一斤的蔬菜在农民的地里只有几分钱，还不如烂在地里。农民文化程度不高，对市场没有理性的判断，只是一味的“追涨杀跌”，造成种植农产品收益偏低。在收入不高的情形下，农民几乎不可能购买或者采用价格高、安全性强的农业生产资料，或者为追逐短期的经济利益，采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方法。如给蔬菜水果喷洒激素类药物或者使用高毒性农药等等，此类问题不乏见诸于媒体。

    2、信息不对称问题。信息不对称简单说就是交易双方了解不充分，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。它是由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提出的，因此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我们有句俗语“北京到南京，买的没有卖的精”很形象地比喻了这个问题，说的就是买卖双方存在的价格信息不对称。我们买东西之所以要砍价，是因为卖东西的人掌握价格信息，为了弥补信息不对称，我们就通过“砍”来减少自身损失。

整个食品产业链每个环节都存在信息不对称，都可能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：（1）生产资料供应商和农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。供应商可能隐瞒信息把劣质、不安全的生产资料卖给农民，造成农民生产了不安全的农产品；（2）农民和食品加工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。农民把明知不安全的农产品卖给食品加工企业，如以前发生的把加了三聚氰胺的原料奶卖给乳企；（3）食品加工企业和经销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。如企业为了延长食品保藏时间，把防腐剂超标的食品卖给经销商；（4）经销商和最终的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。经销商可能通过虚假宣传、欺骗等手段，把劣质的食品卖给消费者。如市场销售染黄的鱼冒充黄鱼给消费者；（5）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。被监管者往往采取欺骗的方式来应对监管者的监管，比如有的企业同时生产合格产品和不合格产品，把合格产品交给监管者检测，而低成本不合格的产品则大量流向市场；（6）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。《食品安全法》赋予监管部门分段监管的职责，段与段之间的衔接不顺畅，造成信息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速度较慢，往往是一个部门发现问题，而其他部门还不知晓。

信息不对称最终产生“道德风险”和“逆向选择”。所谓“道德风险”，比如在“三聚氰胺”事件中，有人通过在原料奶中添加三聚氰胺，奶源蛋白质含量提高，卖出了好价钱，并且屡试不爽，没有被处罚，从而造成了一种不公平局面，其他原本守法的农民纷纷效仿来追逐经济利益，导致酝酿了一起举世震惊的食品安全事件；一旦出现了“道德风险”则产生“逆向选择”，比如在“三聚氰胺”事件后，百姓普遍对国产奶粉不信任，而选用进口奶粉。

3、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。在金银充当货币的时代，当不足值的金银在市场逐渐流通的时候，最终会把足值的金银驱逐出市场。“劣币驱逐良币”实质上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“道德风险”。当食品同业竞争者为获得最大利润，往往冒风险采用劣质原材料。如“毒胶囊”事件，一旦有企业使用劣质胶囊，其他企业为减少成本，提高竞争力，获得利润，会纷纷采用价低劣质的“毒胶囊”，从而很少企业会采用质量好的胶囊，是“劣质胶囊”驱逐了“优质胶囊”。

三、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质量的几点建议

    1、加强食品科学基础知识和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普及。北京“7.21”水灾，给我们浇了一盆清醒的冷水。暴露出我们缺乏一些最基本的自救常识，亟需加强教育。食品安全问题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的小学、中学教了很多门课，但最实用、最重要的课没有教给学生。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是“雾里看花”，民众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看待问题的正确立场，发生事情跟着媒体一边倒；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也是缺乏食品科学基础知识，对一些问题的报道不科学、不全面，报道观点有失公正。食品科学和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要从小学生抓起，教育部门应该编写相应的普及教材和读本，通过学习，以增强他们识别问题、判断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相信，在科学盛行的社会，谣言和小道消息会不攻自破，即使一旦发生问题，民众不会那么恐慌，如美国花生酱沙门氏菌的事件，波及40多个州，造成600人感染。媒体并没有大惊小怪，只是陈述事实，有多少州发生事件，有多少产品被收回，有多少病例，美国的消费者也没有惊慌失措，也没有因此不敢吃花生酱。

    2、政府要一如既往地更加支持“三农”。虽然每年党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“三农”问题的，政府投入的资金和资源很大，但今年依然所暴露出的“菜贱伤农，菜贵伤民”、大蒜、猪肉等农产品价格起伏不定，不但给农民，而且给市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，大家都没有受益。不管是出在流通环节还是什么问题，政府还应加大力度，切实解决问题。所以关心农民、帮助农民、引导农民，关注农业、支持农业，发展农业，实质就是在保障我们餐桌上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呀！

    3、着力解决食品安全的信息不对称

    （1）强化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评估机制。《食品安全法》建立了食品安全的评估机制，要切实发挥好这种机制的作用。对潜在的、或已经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评估，发布响应的预警级别，以消除公众的恐慌和误解，让专家式的科学解答来平息谣言的传播。

（2）媒体要科学报道食品安全事件。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，媒体要与食品安全评估机构多沟通，大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，并根据政府的信息进行报道，不要为了博取眼球而煽动民意。

（3）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机制。确保监管机构、社会组织、消费者等主体掌握食品安全的数据、信息，必须建立食品企业、食品供给者的信息公开机制，明确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主体、披露原则、披露要求和披露渠道等制度。强化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，搭建食品安全信息交换平台，形成中央、地方、部门、行业、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机制，并逐步将信息公开机制法治化、制度化和常态化。

（4）整合食品安全投诉平台，建立统一完善的投诉受理系统。由于分段监管模式形成了不同监管部门的投诉平台：如农业的12316，质监的12365，工商的12315，食品安全信息很难在各个部门之间流畅地传达，政府可牵头对食品安全投诉平台进行整合，形成统一的平台。

（5）完善食品安全举报的奖励机制。出台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，根据“大举报大奖，小举报小奖”的原则，实施分级奖励措施，可对匿名举报进行奖励。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弥补行政监管资源的不足，把潜在的食品安全破坏者挖出来。

（6）实行食品企业的信用评价机制。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食品安全不是监管出来的，是企业生产出来的。出台食品生产企业的信用评价机制，根据信用评价结果，实施不同的监管力度；定期向社会公布信用评价结果，同时把企业的上市、贷款融资、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与信用评价结果挂钩，信用评价差的企业不予政策或者金融上的支持。